粤北现存金石文物的状况及保护

    摘要

    粤北现存金石文物大致可分为摩崖石刻、碑刻、吉金镌刻三类,其中多石刻少金刻,主要分布在僻远的景区,且分布不均;粤北金石文物中具有重大文化价值的不多,然还是有许多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粤北金石文物曾经数量众多,然而损毁非常严重,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文物保护部门要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文物价值观,把对金石文物的保护提升到建设文化强市的高度来考虑,采取具体得力的措施修复和保护金石文物。

    粤北(本文所指的“粤北”不仅包括现在的韶关辖区,还包括原在韶关辖区后划归清远辖区的英德)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据《韶州虞帝庙碑》载:“韶郡西北百五里许,岭曰皇冈岭,水曰皇潭水,古者于焉庙祀虞帝,……郡志云,故老相传帝常奏乐于邑东磐山上,故石号韶,而州以韶名。”[2]说明粤北与中原文化早就联系在一起。在这中原文化和南方百越文化交汇之地韶关[3],境内文物众多。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 处[4],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7处(包括英德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14处(包括英德40处)。近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把韶关建设成文化强市的号召下,粤北地区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庙寺、重要历史人物故居、红色革命纪念地得到了文物保护部门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产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然而文物保护部门和学界对粤北的金石文物却关注不够,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几乎没有专门的金石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原因除了政府相关部门对金石文物价值的认识相对缺失外,主要还因为绝大部分有价值的金石文物已经消失,现存的散落在各处,有的年代已久,毁损磨坏而不可辨认,有的处偏僻荒野之地,交通不便利。目前粤北金石文物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搜集和记录,更没有得到系统的清理和研究。

    记录粤北金石文物的文献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的《集古录》、朱长文的《墨池编》、赵明诚的《金石录》、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洪适的《隶释》及《隶续》、陈思的《宝刻丛编》,明代都穆的《金薤琳琅》,清代御纂《西清古鉴》、顾蔼吉的《隶辨》、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冯云鹏的《金石索》、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吴大澄的《愙斋集古录》、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文人整理的金石录,这些文献的视野不可能集中于粤北金石,故对粤北金石记录不多,且所记录的金石大都消失。

    第二类是历代《广东通志》(不包括阮元主编)、《韶州府志》、《曲江县志》、《乐昌县志》等地方志,这些文献对粤北文物做了较笼统的记录,对金石文物不太在意,且所记也大都消亡。

    第三类是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王士祯的《北归志》等文人的札记,这些文献中所涉及的金石只是作为他们对岭南风物博闻泛览的点衬,其中有少量对粤北金石的记录。

    建国后所修的《韶关市志》、《南雄县志》、《乐昌县志》等对粤北金石文物的记载太略,且没有经过实地考察,舛误颇多,不足为据。今人谭棣华等所编的《广东碑刻集》主要是“清以前官修地方志所未收录的碑文”[5],所记多是寺庙、亭塔、学宫、桥梁、道路的兴建等方面的碑刻,历史和文献价值自然有限。

    相比较而言,集中记录粤北金石文物且记录较详的文献主要是两本:一本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广东学政翁方纲的《粤东金石略》;另一本是道光二年(1822)两广总督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金石略》。这两本文献距今不远,且参照了历代记录金石文物的文献,对包括粤北在内的广东境内的金石做了较全面的整理和记录。所载的粤北金石有相当一部分现在仍然存在。(笔者认为两本文献载录中现存的金石文物文化价值相对较高)今笔者据这两本文献所载粤北金石文物一一做了探访,对两本文献所载的现存粤北金石文物做了录列。

     

    一、粤北现存金石文物状况

     

    金石文物是指古代镌刻文字、颂功纪事的钟鼎碑碣。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摩崖石刻,二是碑刻,三是吉金镌刻。

    粤北现存金石文物体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多石刻少金刻,在石刻中摩崖石刻多,碑刻相对较少;二是分布不均,英德、仁化和乐昌的石刻较多,韶关市区、南雄和乳源相对较少,翁源和始兴则更少;三是多分布在偏僻的景区,城镇市区相对较少,如英德石刻主要是在碧落洞、南山和观音岩三地,仁化石刻主要在丹霞山景区,乐昌在刻则在西石岩和各地寺庙中。四是重大价值的金石文物不多,要么年代不远,要么“含金量”不高,没能引起政府相关部门及学界的关注。

    一、摩崖石刻

    粤北摩崖石刻在三类金石文物中比重最大,集中分布于英德、仁化和乐昌三地。

    (一) 英德摩崖石刻

    (1) 碧落洞摩崖石刻位于英城镇南端燕子岩的碧落洞内。碧落洞乃天然石灰溶洞,状如巨阙,水从中出。风光秀丽,恍如桃源,自唐起便有人游览,赏景赋诗。原有题刻100多题,现存92题,其中宋刻40题,明刻3题,清刻7题,民国1题。另字迹漫漶不清,年代不明41题。

    《粤东金石略》、《广东通志·金石略》记载的现存石刻有:(宋)苏缄《碧落洞诗》、(宋)许承彦游碧落洞题诗、(宋)徐九思题记、(宋)时孝孙题诗、(宋)范闳父题记、(宋)方希觉题记、(宋)董粹题记、(宋)黄叔敖题记、(宋)林塽题记、(宋)郭正仲题记、(宋)李华题诗、(年代不可考)“到难真境”题字。(年代不可考)“碧落洞天”(隶书)题字。

    《粤东金石略》载录而《广东通志·金石略》不录的现存石刻有:(宋)杨蟠题记、(宋)介夫东归题记、(宋)冯齐参题记、(宋)张琬题记、(宋)吴可题记、(宋)夏子昂题记、(明)符锡题诗、(清)赵执信题记。

    《广东通志·金石略》载录而《粤东金石略》不录的现存石刻有:(宋)连希元题诗、(宋)谭粹游碧落洞题诗。

    (2)南山摩崖石刻在英德市郊南山脚下。北江由石崖下湍急流过,沿江石刻绵延一百五十多米。)南山摩崖石刻内容丰富,有唐至清代的摩崖石刻70余题。现存最早的石刻是唐元和十一年(816)元杰的《贞阳果业开东岭渊谷铭》。最著名的石刻是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的题记。

    《粤东金石略》、《广东通志·金石略》记载的现存石刻有:(唐)元杰所撰《浈阳果业寺开东岭洞谷铭》、(唐)“煮茗台”题刻、(宋)苏轼题记[6]、(宋)吴仲虎题记、(宋)《广东路新开峡山栈路记》、(宋)廖君玉题记、(宋)《英州南山圣寿寺水车记》、(宋)方希觉题记、(宋)《众乐亭记》、(宋)萧世京题记、(宋)吴仲虎题记、(宋)吴可题记、(宋)陈奕题名、(宋)李昴英题记、(年代不可考)“寒翠亭”题刻。

    《粤东金石略》载录而《广东通志·金石略》不录的现存石刻有:(唐)元杰题记、(宋)金君卿题记、(宋)谭粹题南山诗、(宋)陈先生醉时歌、(明)明刻元杰《洞谷记》、(明)戴有孚题诗、(清)赵执信题诗。

    《广东通志·金石略》载录而《粤东金石略》不录的现存石刻有:(唐)“定光室”题名、(唐)南山定光室的残刻、(唐)元杰所题“飞霞岭”题刻、(宋)“晞阳岛”题字、(宋)刘仲堪《南山十咏并序》题刻。

    (3)英德观音岩位于广东英德城北横石塘镇的东南古贞山,洞口下边即是北江。石壁上摩崖石刻原有63题,今存52题。除了2题民国石刻,其余都为清代石刻。《粤东金石略》载录的现存石刻有:(清)李栖凤“观音岩”题字、(清)赵执信观音岩题诗。《广东通志·金石略》对此处石刻没有载录。

    () 仁化摩崖石刻

    仁化摩崖石刻主要在丹霞山风景区内,集中分布于长老峰景区,包括锦石岩、梦觉关、别传寺、通天峡、海螺岩—宝珠峰等五个景区。自宋以来,这里即有僧家、香客、政要人士、文人墨客到此探古寻幽,留下摩崖石刻111题,其中宋刻8题、元刻9题最具代表。其中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募缘纪事”,是长老峰景区目前发现最早石刻。清代题刻“丹霞”二字,气魄雄伟、书法精妙。明朝礼部主事李充茂所撰的“丹霞山记”,字大如拳,共1344字,是字数最多的摩崖石刻。更有高宽3.56×10.9米“别有天”大幅摩崖。此外,阳元石、巴寨、韶石景区亦有52题摩崖石刻。

    《广东通志·金石略》载录的现存石刻有:(宋)“开禧改元”残刻(存锦石岩)、(宋)“锦岩”石刻(存锦石岩)、(宋]□[7]子发诗刻(存锦石岩)、(元)刘贵通兄弟题记(存锦石岩)、(元)刘仪夫兄弟造塔题记(存锦石岩)、(年代不详)“道簿皇中”残刻(存锦石岩)。《粤东金石略》对此处石刻没有记录(笔者注:翁方纲对粤北比较僻远的南雄、翁源、乳源等地,不便或不及探访,是书对这些地方的金石文物极少记载)。

    () 乐昌西石岩摩崖石刻

    西石岩位于乐昌市西北二公里,前临泐溪,后依麒麟山,是中国七十二福地之一。西石岩洞窟文化最早建于南朝,到唐宋时期已成为释、道、儒共尊之地,洞壁中的石刻就明显反映出来。《粤北金石略》、《广东通志·金石略》都有载录的现存石刻有:(唐)陆羽题壁“枢室”二大字,位于西石岩洞厅中央石壁;《广东通志·金石略》载录而《粤北金石略》不录的有:(宋)余靖撰《同游泐溪石室记》。

    现存的摩崖石刻除了英德、仁化和乐昌三地外,南雄也较多,其中梅岭镇梅岭村钟鼓岩摩崖石刻共有23处,其中有落款为“东坡书”的“诸仙岩”, 落款为“大唐吕岩书”的“万福洞”、“上清景”。南雄还有真仙岩摩崖石刻、杨历岩摩崖石刻。此外,还有韶关曲江区马坝镇乐村坪紫薇岩宋代摩崖石刻,翁源铁石迳明代摩崖石刻,始兴玲珑岩民国时期的摩崖石刻。然《粤北金石略》、《广东通志·金石略》都不载。

    二、碑刻

    粤北碑刻集中分布于韶关市区,仁化、乐昌、乳源三地。

    (一) 韶关市区现存的古代碑刻主要存于南华寺和风采楼两处,数量不多,且明代以前的多不存在。

    唐代六祖坠腰石刻字是南华寺内现存惟一明代以前的碑刻类文物[8]。还有明宪宗《御制六祖坛经法宝序》、明成化《重建六祖塔记》、明嘉靖《重建方丈碑记》、明万历《重建御经楼碑》、明万历王弘海《谒六祖有作》诗碑、明万历所刻《六祖买田碑记》、明万历《重修六祖殿记》、明崇祯叶绍颙题诗碑、清康熙平南王尚可喜《重修御经楼阁碑》、清康熙《重修苏程庵记》以及示署年款御书大字“敬佛”等碑。风采楼的碑刻原来较多,拆除重建后已寥寥无几。此处张九龄祠中碑刻多为后人所立。明清及以前的碑刻绝少。

    《粤东金石略》、《广东通志·金石略》都有记载(或提及)的现存碑刻有:(唐)六祖坠腰石刻字(存南华寺内)。《粤东金石略》载录而《广东通志·金石略》不录的现存碑刻有:(明)拨与张九龄墓田碑(存文献公祠中)、(明)陈白沙风采楼记碑(存风采楼)、(明)程文德重建风采楼记碑(存风采楼)、(明)重刻苏轼卓锡泉铭碑(存南华寺内)、(明)明宪宗御㓡六祖坛经法宝序碑(存南华寺内)。

    (二) 仁化的碑刻主要存于丹霞山景区,数量众多,除龙王灵感记碑等少数宋刻外,绝大多数都刻于明清时期。县城内尚有刻于清康熙年代的《奉布政使司王大老爷禁革滥征价索告示并奉批准勒石碑记》(存仁化县原福建省会馆)等碑刻。《广东通志·金石略》仅载录(宋)龙王灵感记(存锦石岩)。

    (三) 乐昌的碑刻比较分散,主要存于乡镇各寺庙祠堂内,多刻于清代。其中韩泷祠码头关税碑(存韩公祠前门楼下)、韩公祠碑记(存韩公祠内)以及韩泷庙碑(存韩公祠内)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其它多是修建寺庙亭馆的记载。《粤东金石略》、《广东通志·金石略》都不载。

    (四) 乳源现存的碑刻也较多,主要存于云门寺。寺内现存历代修建殿宇碑记十余题,其中南汉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粤东金石略》、《广东通志·金石略》具载录。《广东通志·金石略》还载录南汉匡真大师实性碑。

    此外,南雄的梅关碑刻、珠玑楼碑记,英德沙口镇湛若水诗碑都有较大的文物价值。

    三、金刻类

    据文献记载和笔者的探访,粤北现存金刻类文物很少,主要存于南华寺内:(北齐)铜佛像刻字、(南汉)大宝铁钟铭、(宋)乾道铜钟铭、(元)铁锅题字、(明)景泰铁鼓铭。此外还有英德的(清)铁钟铭文(存英德博物馆),仁化(明)铜香炉 (存仁化博物馆)等。

    《粤东金石略》所载的粤北金刻今俱消失。《广东通志·金石略》载录了 (南汉)大宝铁钟铭和(宋)乾道铜钟铭。

     

    二、粤北现存金石文物价值

     

    一般说来文物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从历史价值来看,金石文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进步的标志,是历史文化载体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这是金石文物的首要价值。同时金石文物也具有审美、消遣以及借鉴等艺术价值。金石文物还蕴含着当时冶炼、锻造、浇铸、切割等方面的工艺技术,它具有科学史价值。三者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存在于金石文物之中,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粤北现存金石文物科学价值不是很明显,却体现出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粤北现存金石文物的历史价值

    清代金石学者邹柏森认为:“金石虽小学,可以补史传之阙,可以证志乘之误,有裨于文献者亦非浅鲜”[9]大学者翁方纲也说许多金石文字所载“事足以证史”[10]。金石碑刻历史价值主要休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勘正史志文献,二是补载史传文献。

    (一) 勘正史志文献

    翁方纲就认为据金石可斟史传误:“考金石,则仍吾前所云考史之例矣……实有史误而碑可信者”(《考订论》上之三)[11]。盖金石文字乃当时所立,久藏于地;而史传往往因势所需,可能会导致褒贬失实。且史籍流传,抄传刻印,日久有误,不如金石可信。特别是史书之年号、年代最容易在传抄时中现误谬,碑刻在这方面的纠误勘正作用尤大。可以说金石文字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

    如南山摩崖石刻(宋)方希觉题记云:“太守莆阳方希觉民先,率温陵林棐彦忱、临贺梁迥光远、清溪李修季长同游。绍圣元年十二月望日题”。而康熙十二年本《英德县志》载:“连希觉,字民先,绍圣二年知英州”[12]。又康熙二十六年本《韶州府志》艺文志中有载:绍圣二年三月《众乐亭记》一篇,太守连希觉撰。文内却称,莆阳方公出守是郡。[13]联系南山摩崖石刻(宋)方希觉题记,可断定《英德县志》、《韶州府志》对方希觉的记载肯定有误——不但官位有误,而且时间也不符:希觉当姓“方”,是韶州府太守,出守时间为绍圣元年。再如南山摩崖石刻(宋)廖君玉题记:“知军州事廖君玉率巡检王甫,从事邓中肯,乡人谭民师、刘暐,郡人李谓同游。元丰七年春正月八日题。”然康熙十二年本《英德县志》云:“廖君玉,字国华,元祐间三礼出身,官至朝请郎,知英州。”[14]据此石刻,可纠正《韶州府志》之误——廖君玉知英州的时间当以元丰为是。(同治本《韶州府志》据石刻两误处均改正)

    此外,金石文物对史料之外的文献也可起到补正作用。许多纸质文献的记录经过抄传辗转,出现了不少错误,而碑刻文字具有即时性,减少了中间抄传环节,对纸质材料记录无疑起到补正作用。如保存在南华寺的苏轼卓锡泉铭碑就对苏轼文集中记录的错误就起到了纠正作用:

    ……(长老辩公)初住南华,集众浈集误作“须”水。水性融会,岂有无理。引锡指石集误作“名”,寒泉自冽。众渴得饮,如我说法。云何至今,有益有枯。泉无溢枯,溢集误作“盖”其人乎。辩来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饮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负。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则许我。讯于祖师,有何不可此句集误作“其亦可哉”。

    (二) 填补典籍之阙

    金石之文,可补典籍之阙。盖金石永固,历时最久,不像简册板刻易沦为朽腐。故金石研究者,都以资料视之。如据现存乳源云门寺的(南汉)大慈云匡圣弘明大师碑和(南汉)匡真大师实性碑,记述云门祖师文偃禅师经历,南汉王敕赐其谥号和宜升寺誉等内容,俱不见史传有记载。特别是“碑内称汉明帝为我祖,又称睿圣文武隆德高明弘道大光孝皇帝,此谥《十国春秋》无之。”[15]又如南山摩崖石刻中的(宋)苏轼题记云:“蜀人苏轼子瞻南迁惠州,舣舟岩下,与幼子过同游圣寿寺,遇隐者石君汝砺,器之,话罗浮之胜,至莫乃去。”这段记录可补史传中略记苏轼被贬岭南时的一段学术活动。后又有跋云:“东坡移惠过真阳,舣舟岸下,尝留墨迹于南山,邦人刻之石壁中。更毁訾,为好事者磨去。上人希赐尚宝其遗墨。后四十三年,黎阳李闇宰真阳,复命工磨崖。”从侧面反映出苏轼乌台诗案的文化恐怖,这都是史料所未载的。

    刻于南山定光室石壁上的北宋张俞所撰的《广东路新开峡山栈路记》则反映了北宋时期粤北通往广州交通的艰险阻隔,“由英州济真江达广州三百八十里,皆崇册密林,回□□□。过排场,逾黄峒;涉板步,渡吉河;攀空旷,履危绝;犯瘴莽,践□域;豺虎伏□,□□□人。人由此险,甚于死地。又自浛光至端州四百里,林岭氛□,□□排场,居者逃,行者顿。黥流转徙,饥疠积道。虽咸交沙□之域,殆未过也”。这是史料所未载的。嘉祐五年,广东路转运使、尚书、刑部郎中荣諲于巡行英德,开真阳峡,至洸口古径,作栈道七十间抵清远,自此通往广州,遂为夷途。

    二、粤北现存金石文物的艺术价值

    (一)书法价值

    金石书体,素为书法研究者津津乐道,摹拓玩索研习日久,早成专门之学。翁方纲就曾说:“不为书法而考金石,此欺人者也。”(《自题考订金石图后》)[16]

    金石文物上刻的字体,多是单一的行、楷、草、隶、篆字体,也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字体的融合。以丹霞山锦石岩的石刻为例,绝大部分是石刻字体是楷书,分大楷和小楷。大楷一般都是横题或额题。有的刚劲峻拔,开朗爽健,如刻于老山门的“安定门”(题者年代姓名不可考)、刻于山门前通道侧旁石壁上的元代伯华所书的“山仁”;有的圆容端庄,静谧典雅,如刻于大雄宝殿岩壁上的南宋赵汝耒所书的“锦岩”、“天洞”;有的大气沉稳,力透岩背,如刻于凉亭顶壁上明代韶州知府符锡所书的“天造锦岩”、刻于大雄宝殿顶壁上的“乾坤”(题者年代姓名不可考)。小楷多用以记事,往往错落有致却协调一致,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如刻于大雄宝殿旁第二房间墙壁上知府符锡所书的锦石岩诗碑、刻于大雄保殿左侧壁上的明代蓝遇兆诗刻。

    除了楷书外,还有线条匀称、笔画均一的篆书(多用于碑刻上的额题),如七佛殿明代王宾书的重修锦石岩碑记;行云流水、飘逸洒脱的行书,如大雄宝殿顶壁上明代喻模书的《游锦石岩即事》;兴发淋漓、挥笔疾书的草书,如大雄宝殿左侧明代刘大器所书的诗刻。还有静中求动、随意奔放的行楷,如大雄宝殿顶壁上明代周延所书的《游锦石岩次东川罗先生韵》;放纵自如、笔势绵绕的行草,如大雄宝殿左侧明代董一化所书的《登锦石岩》诗刻。

    (二)文学价值

    金石文物的文学价值是指上面所刻是优美的诗歌或散文,即使不是纯文学作品,也能使读者得到美的熏陶或情感的愉悦。从粤北现存摩崖、碑刻按内容来分大致可分为六类:一是庙宇修建;二是佛像装修;三是田产山林;四是公约制度;五是墓志牌坊;六是题咏碑记。前四类内容基本上没有文学价值,第五类虽不属于文学体裁,但有相当部分内容具有文学的韵味。第六类题咏碑记很大部分就属于文学体裁,多以诗歌、游记散文的形式出现,这些内容很多都收录在题者的文集中。

    如刻于英德南山仙台岭唐代元杰所撰的《浈阳果业寺开东岭洞谷铭并序》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如其中状写果业寺一段:

    下临长川,澄波吐澜。烟霞夕收,飞鸟不喧。杳渺逶迤,流注无间。西直巨壑,连嶂如屏。林霭朝翠,岩光昼清。筱荡藏辉,松杉下冥。虚廓寂寥,涵风有声。缘岭未极,划开洞门。黛容峥嵘,诡状轮囷。疑伏龙怪,镇含烟云。又有古木,倒倚绝壁,盘根网结,挂络空碧。崩崖傍倾,猿迳下仄,羽人幽会此焉。瑶席搏翠壁而直上,轧崎岖於紫氛;双岩屹以中断,奔屏蹙而成室。涵孕精爽,澄凝气源。信列仙之攸居,岂尘俗之所止哉!

    这是一篇优美的骈赋,极写东岭洞谷之景:清澈的北江从岭下静静而过,蜿蜒流向远方。远处层峦叠嶂,碧翠如海。近处群山险峻,洞谷幽静。此处尘俗已绝,实仙人攸居之地。全文对仗工丽,声韵华美,辞藻雅致。

    再如刻在英德碧落洞石壁上宋董粹撰书的题记 :

    清初暑也,放吟啸歌,幽响如答,仰挹乳溜,披藓读故篆。窥清浅之□泳,听阴翳之飞鸣。溪声玲珑,湍激座隅,时击石鼓,环山皆蓬蓬。乃知人境外,乐山乐岳非弦匏也。已而薄晚,醉相与还。而宾有怅然者曰,屈指日□数,公将北辕,盖识兹会,少慰吾党□后□也。粹于是著观游之胜,而修书之于崖阴而刻焉。

    题记写得简短精炼,写出碧落洞的泉石之美产,同游者之欢,以及即将送别友朋北归依依之情,在美景或欢饮中反衬出离别之愁。

    再如刻于英德碧落洞宋苏缄的题诗:

    此洞谁踈凿,难穷造化原。地开疑窟室,岩透若天阍。藓色高低路,樵声里外村。云岚青欲滴,烟壁翠堪扪。一带谿泉急,千枝石乳繁。鼠飞犹白昼,虎啸近黄昏。老木吟风韵,枯崖渗雨痕。屡游心靡倦,不到目常存。众景能兼有,南方可独尊。碧澜秋寸寸,宁负羽皇言。

    这首五言诗写出了碧落洞内幽深古远,宽阔豁达。石壁色泽苍黝,石钟乳丛生,地下河湍急。洞外秋风拂木,樵声隐隐,野兽啸吟。时秋色已至,渐近黄昏。诗人徜徉于美景之中,慨然有古人清高之气。苏缄是宋神宗朝忠贞之臣,长期在岭南作地方官,这首质朴放达的诗歌,抒发了他对这方水土的热爱。

    粤北现存金石文物的科学价值

    粤北现存金石文物中蕴含科学价值的文物不多。翁源、英德博物馆存有隋、唐、宋、元、时期的金属货币。这些金属货币能反映出当时钱币的金属质地,体现出铸造和制作的工艺水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与经济的纽带关系。英德南山定光室石壁上的北宋石汝砺所作的《南山圣寿寺水车记》关于水车器具的记载也甚有价值。按照记中的描述,当年英德南山圣寿寺安装的水车当为简车(亦名“水转筒车”)。这种水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过在岭南地区,见之史料记载的还是以英德南山圣寿寺的为最早,故这篇记文在岭南灌溉技术发展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粤北现存金石文物的保护

     

    粤北金石文物曾经数量众多,然而损毁非常严重。许多有很高文化价值的文物只有文献记录,其物已不复存在。

    一般说来,金石文物的损毁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城市化过程中的市政建设使得金石文物或毁或弃;(二)盗窃、盗掘、走私,使金石文物流失;(三)环境污染对金石文物构成严重威胁;(四) 受自然因素影响,年代久远,风雨侵蚀,风化脱落。导致粤北金石文物损毁主要是第一个原因和第四个原因。

    粤北金石文物因城市扩建过程中的市政建设而遭受两次严重的“建设性破坏”。一次是拆除韶州学府(这应不是一朝一夕所为)。历史上的韶州府学宫原是一组庄严雄伟的建筑群。据同治本《韶州府志》卷十六“府学”载,韶州府学的前身是建于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的“先圣庙”。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知州胡牧始创为韶州府学。[17]经历代修缮、增补,形成一个较庞大的组群建筑群,占地近万平方米,曾是粤北最重要的官方教育机构。今天大部分建筑被拆毁,场地被占用,仅存大成殿一座。于是曾保存于其间的南汉大宝二年铜钟、宋乾道三年铜钟、宋政和手诏碑、明刘存业修学记碑、李渭重修学记碑、明黄荣科贡题名记碑均不复存在。其中南汉大宝二年铜钟价值尤大,翁方纲在《粤东金石略》中记曰:“凡铸金之文,阳识易成,阴款难镌,三代铜器用阴款,秦汉则多用阳识,竹垞跋晋祠铁人胸前字谓:‘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识少’,此犹是通指金石刻而言之,若但以金论,则识多而款少也。此文(指南汉大宝二年钟款)乃是阴款,尤为难得。”[18]宋政和手诏碑“此诏史所不载”[19],也颇有历史文献价值,今都不存矣。

    另一次是1928年韶关开凿公路,风采楼、风度楼以及九成台同时被拆,保存于楼、台间的金石文物遭废弃损毁。如宋蒋颖叔武溪深诗碑、明刻苏轼九成台铭碑、苏轼“九成台”、“思古堂”题字、宋陈尧佐“燕誉亭”题字、宋陆游“诗境”题字以及宋狄咸篆书“九成台”题字都不复存在。其中蒋颖叔续武溪深诗碑可补史书典籍对汉桂阳太守周史君不著其名之阙,指出“史君姓周其名煜”,同时解决了史志对“昌乐泷”的争论。苏轼的题铭和题字乃建中靖国元年,苏轼与苏伯固北归,韶州郡守狄咸延之九成台上,苏轼即席为铭为刻。

    至于因自然侵蚀风化而导致金石文物损毁也很常见。如丹霞山摩崖石刻由于年代久远,长年累月受到雨水的侵蚀、光的辐射、苔藓侵蚀、霉菌繁殖等影响,呈现出渗水、表层风化、粉化、脱落、起翘、剥离、开裂等现象。有些珍贵的石刻经风吹雨淋,已严重风化剥落,字迹依稀难辨。再如碧落洞洞内潮湿,石刻多遭新生钟乳石侵蚀,许多石刻都漫漶不清,难以辨认。

    因市政建设而损毁的金石文物同当时政府、社会对它们价值的认同密切相关。粤北金石文物所遭受的两次严重损毁就是因为当时政府和社会对它们价值的轻视甚至蔑视而造成的——城市扩建改造而造成的大拆大卸,使许多保存金石文物的古建、遗址、街区等承载传递文化的平台夷为平地,依之而存的金石文物焉能不“灰飞烟灭”。金石文物同其它文物一样,具有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再生性,往往成为一个区域文化发展独一无二的见证,甚至成为这个地区的重要表征和代名词。[20]只有政府和社会充分认识到金石文物的价值,才能避免人为的损毁和破坏,进而对遭自然侵蚀风化的文物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目前韶关市委、市政府正在努力实现“打响特色文化品牌,建设区域文化中心”的目标,深度挖掘粤北文化资源,扩大区域文化的影响力,将韶关打造为文化强市。对粤北现存金石文物的保护就应当提升到促进韶关文化强市建设的高度来考虑,谨小慎微的被动式保护是起不了太大作用的。

    政府相关部门要具有大粤北的眼光。广义的粤北地区包括韶关、河源、梅州、清远、云浮五个地级市,这五个地级市金石文化资源都较丰富,且具有相联性、相容性、交叉性的特点,形成了一个大的区域文化。促进这些区域间金石文化交流、保护与开发,可以形成整体效应,扩大大粤北地区金石文化的影响力。尤其是清远市的英德,原来就属于韶关地区,现在行政区划虽然脱离了韶关,但是包括金石在内的文化资源却不可能从粤北文化圈中割离出去。

    文物保护部门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直接授权的管理机构,具有直接管辖所属地区文物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文物保护部门对于金石文物的保护,除了依靠法律手段、规章制度来约束,还要通过对文物知识、价值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广大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使当地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物价值观念和文物保护氛围,才能有效地使金石文物得到保护。(成熟的文物价值观不仅会激发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

    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粤北现存金石文物的状况,建议文物保护部门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开展金石文物的保护工作:

    一、做好金石文物保护规划工作

    将金石文物保护工作纳入韶关市文化建设长远规划中,聘用符合资质要求的机构制定《韶关市金石文物保护规划编制》,为今后更好的保护金石文物、开发金石文化资源提供科学有效的政策依据。出台相关的金石文物管理办法,加强对粤北所辖地区金石文物的管理。展开对粤北所辖区域金石文物的全面清查及整理,详细记录每一方金石文物的信息,并拍摄照片,制作拓片,建立完整档案。开展粤北金石文物的相关研究,出版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二、做好抢救性修复保护工作

    金石文物的修复工作同其它文物的一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清除文物上面不应有的附着物,二是修补文物的残缺部分。目的是恢复它的本来面目,防止附着的有害物继续危害这些文物。文物修复要根据历史真实,不能凭主观想象改动原物面貌,复原部分要求做到与已失部分相仿,与尚存部分相容。对每件要修复的文物,都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分别处理,反对以不成熟的技术随便地修复文物;要确定原制品材料类别、性能及其损坏情况,先做好文字绘图,照相记录,然后制定修复方案,修复用料要尽可能与原物一致,并尽量采用原制作方法和工序,以免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害。因修复而造成的损害也是有教训的,如有关部门对丹霞山摩崖石刻作了一定的保护修缮工作,但由于施工单位文物专业知识及雕刻水平有限,致使部分摩崖石刻不仅没有得到恢复,反而再次遭到损坏。

    三、做好已毁损文物的复制工作

    对已经消失了的金石文物也要采取积极的复制措施。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些金石文物原本已遭损毁,后人将其复制出来,由于复制的年代较久远,且与原物十分相近,因而复制品也具有文物价值,如宋代天圣八年重刻的张九龄神道碑(今已失)、明代嘉靖二十年重刻的张九皋神道碑(今已失)、清翁方纲摹刻苏轼“政宝堂”题字(今已失)、明重刻苏轼卓锡泉铭碑等等。凡已消失的文物(特别是石刻),只要保存有拓本、模本的,完全可以凭借现代高新技术,将其复制出来。复制要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尽量复制于原消失地;二是复制有专家指导,力求接近原物原貌;三是标出据何拓片或模本复制;四是标明复制时间。只要选取的质材得当,做工精细,时间又会赋予它文物价值。

    四、积极筹措文物保护专项经费

    文物保护部门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对文物进行保护修复是远远不够的。要联合韶关学院等有实力的研究机构,以协同合作的方式,对粤北金石文物进行研究,充分挖掘其文化价值,将其申报成文物保护单位,积极争取国家、省、市财政对金石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位于旅游景区的金石文物的保护经费,要对旅游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按比例提取专项保护资金,把抢救保护与预防保护相结合,使金石文物保护和旅游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五、加强金石文物安保措施

    金石文物是不可再生性旅游资源,一旦受损,很难恢复原样,因此必须加强金石文物安保措施。对一些珍贵而又不可避免会受到自然侵蚀的金石文物,尽量设置防护罩一类的防护设施。针对游览区、景区的金石文物,设立文物保护标牌,防止个别游客信手涂鸦,损毁文物。对价值大的金石文物,要安装摄像监控探头,以便全天候监视金石文物安全。

    [1] 宁夏江 (1969-),湖南邵阳人。文学博士,韶关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清代文学研究。

    [2] 钱伯诚等:《全明文》卷7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27页。

    [3] 为强调传统地域文化的整体性,本文中的“粤北”指韶关地区,包括原所辖的英德县(1988年撤县立市从韶关划归清远),不包括原所不辖的新丰(1988年从广州划归韶关)。

    [4] 云龙寺塔、三影塔、满堂围、南华寺、石峡遗址和马坝人遗址、双峰寨。

    [5] 谭棣华:《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卷首。

    [6] 苏轼题记碑刻毁于1969年该地修建柴场时,近年据拓本重刻,然笔画尖利,与苏书相去甚远。

    [7] □为漫漶不可识别文字或缺损文字,下同。

    [8] 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对此腰石是否真是六祖坠腰石存疑。另刻于唐代的张九龄告身石以及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堂志铭并序碑应属粤北碑刻,现分别存于广州市文管会和广东省博物馆。

    [9] 邹柏森:《〈严州金石录〉序》,《严州金石录》,吴兴刘氏嘉业堂,民国19年刻本。

    [10] 翁方纲:《〈八琼室金石补证〉跋》,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证》,文物出版社,1985年,卷首。

    [11]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7,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3-414页。

    [12] 《英德县志》(康熙十二年本),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13] 《韶州府志》(康熙二十六年本),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408页。

    [14] 《英德县志》(康熙十二年本),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15] 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卷5,欧广勇、伍庆禄补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

    [16]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6,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8页。

    [17] 《韶州府志》(同治本),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

    [18] 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卷5,欧广勇、伍庆禄补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19] 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卷5,欧广勇、伍庆禄补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20] 单霁翔:《关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人民论坛》2010年第27期,第8页。

     

    • 本文由 发表于 2017年5月13日